尽管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，但在象征着“抗争”与“劳工权益”的五一节期间，某互联网公司的小李还是选择了加班，理由是加班费是平时的3倍。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，小李已不再受40小时工作制的制约。二十多年前，老祖宗苦苦争取来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制度，如今“就像鬼一样，听说过但没见到过”。

百度第一神吧戒赌吧有两大广为流传的人生信条：一是“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”；二是“双休是必须的，咱无产阶级斗争了一百年换来的8小时工作制，可不能让这帮资本家坏了规矩。”

事实上，八小时工作制确实是无产阶级浴血奋战得来的。从1960年起，中国也开始实行每天工作8小时的制度，而双休日，则是1995年之后才有的事情。

然而，一个残忍的事实是：咱无产阶级斗争了一百年换来的5×8工作制已经坏了规矩。在当今这个被时代步伐操过一万遍的世道里，真正意义上纯洁无邪的假期早已绝迹。

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愿望：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

19世纪初，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开始改写世人的命运。

彼时的工厂老板们认为，机器生产已经减少了工人的体力消耗，多劳动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加之教会也认为，闲散的头脑是“魔鬼的活动场所”，所以当时工厂工人每周工作近100小时是常有之事：每周工作6天，每天工作10到16小时。

1817年，纺织工厂主罗伯特·欧文提出了“8小时工作，8小时消遣，8小时睡觉”的口号，让广大劳苦大众看到了明天。

1836年，美国《全国劳工报》的一篇文章也力挺罗伯特·欧文：“我们相信每日劳动8小时已经太够了。”

很快，8小时工作制就首先被应用在美国的政府工作人员身上。到了20世纪初，许多行业已经采用了8小时工作制，但大多数人仍然每周工作6天。
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6年。这一年，福特公司石破天惊地采用了为期5天、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，并且将工人们的薪资翻了一番。

不久，福特发现，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比工作48小时的效率要高得多，公司的利润率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，于是美国及大洋彼岸的众多企业纷纷效仿福特公司的做法。

就这样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每周工作5天的传统在大部分国家中被约定俗成地流传下来。

40小时工作制的浪潮上山下海，很快也横向传递到遥远的东方。

1920年5月1日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的工人也走上街头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，争取8小时工作制，主题是“劳工神圣”。

次年8月20日，《劳动周刊》于上海横空出世。

四开四版的小报边旁，常用大字登载“增加工资，减少工作时间”等斗争口号。

“当时李启汉主编的《劳动周刊》，内容是资本家怎样无理地压迫工人，哪里发生了罢工，哪里工人在斗争等消息。”80年代初，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周刊时说。

“战斗的星期天，疲劳的星期一”

及至新中国成立后，劳动部最终在1960年提出的《关于我国职员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条例》中明确规定：“每天工作8小时，每周工作6天、休息1天，每年有22个工作日休假”，同时，明令限制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。”

然而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

1854年，调查人员发现，商业系统中工作时间过长是普遍而严重的问题：山西省某百货公司的职工，连续1个多月，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钟；太原市食品公司饲养场的职工，有时候则从清晨5点钟干到第二天凌晨1点，将近20个小时。

在“大跃进”年代里，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熟衷于“夺高产”“放卫星”。而延长工时和加班加点也得到领导人的首肯。

1957年，刘少奇在《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》中提到：“八小时工作制、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，但绝不是不看情况……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、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，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？为什么不能做夜班？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，向私商小贩学习，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。”

为了保证“大跃进”的成功，建筑行业不得不延长每天的工作时间，而且，连可怜的每周一天的休息日，也被调整为两周休息一天。而在广大农村地区，则压根就没有休息日的概念。

北京市民方先生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：“那时候，我们提倡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为了建设新中国，有干不完的工作，经常加班加点似乎都是很正常的，单位的很多党员连加班费都不要，习惯了一周工作六天的我们，根本没有奢望过五天工作制。”

另外，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，一些日常会议和其他群众性集体活动，一般都在休息时间进行。

就这样，不止是“从摇篮到坟墓”，职工们的休息时间也被共产主义建设承包了下来。曾有退休老人回忆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，只记得周末都是“义务劳动日，哪有什么休闲”。

因此，有人戏称，那些整天为工作疲于奔命的人是“无法无天”——既没有《劳动法》保护，也没有星期天。

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，很多活儿都得堆在这天干，换煤气、洗衣服、逛街、买菜、看老人、陪孩子上课，很难有时间去休息和学习。

因此，“战斗的星期天，疲劳的星期一”成为当时一种流行说法。

由于假期太短，事情又多，上班族很难离开自己的生活范围跑到外地去。

对外界的好奇与向往，使得介绍“世界真奇妙”的《正大综艺》成了当时最火爆的节目。 

80%的人选择多休一天

20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初潮涌动，人们对休闲的渴望如天外隐雷般隐隐作动，对改革六天工作制也越发期盼。

彼时，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4个没有实行年带薪休假制的国家之一，人们的全年工时量是2448小时，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1800小时。

在一项社会意向调查中，课题组人员惊讶地发现， 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，竟有80%以上的受访者在每周“增加一天工资”和“不增工资、增加一天休息”之间，选择了后者。

起初研究人员认为，工时突然缩减至40小时，步子迈得太大，主张先减到44小时。于是，便按照“两周休息三天”的办法进行休假。

1994年3月5日，是第一个“隔周”休息的星期六。第二天，各地多家媒体纷纷报导：“昨天是第一个双休日，全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了‘今天我休息’，照常一大早赶到单位。”

“战斗的星期天”终于变成了“愉快的休息日”，这时的中国人才有了“度周末”的意识。 

上海实行五天半工作制之后，到苏州旅游的上海人数激增。

在“44小时工作制”实行一年之后，再次缩短工时的呼声越来越高。1995年3月25日，国务院令再次宣布，自当年5月1日起，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。 

同年7月，《劳动法》正式出台，规定：“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。”

消息一经公布，就有人感叹道：“每周有两日不用上班上学，简直是比天上掉馅饼还美好的事。”

以至于当年开始实行这个规定的时候，大家还以为是谣言，打死都不肯相信。

“中国的老百姓从未如此这么幸福过。”这样的“幸福感”在当年歌手孙悦的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《心情不错》中也有所体现：“这一年总的来说，高兴的事儿挺多，身体不错，工作不错，心情也不错。”

随着6次提速后的列车朝发夕至，新航线不断增加，周五晚上去，周一早上回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出游模式。”